前些日子，在火车站候车，一个身高只到我腰的小女孩，手拿纸板，挨个走到旅客面前，打着手语，想讨些钱。我见过很多次这样的“爱心乞讨”，但这么幼小的孩子出来要，还是第一次遇到。女孩走到我面前，我摇了摇手，她也没纠缠我，去找别的人。我注意到，她走到一个妇女面前，唰一下跪下来，伸手要钱，没给，换人，继续跪。我就这么看着她，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被无视。

　　随后的时间里，我的视线就像被锁定在了女孩的身上，无法挣脱。没有人理会，更没有人施舍，可她依旧镇定自若，看不出半点悲伤，但此时我早已心如刀割。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找到车站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工作人员自言自语道，又来了。女孩一看到工作人员，立马就站起来，尴尬地笑着，自顾自离开。工作人员跟在她后面，两人迅速而又默契地消失在了人流之中。

　　回到办公室，有同事跟我说，你这么做，不仅让她要不到钱，可能回去还要挨顿打；也有人说，一次两次驱赶能带来什么改变？什么也没有。是的，我很羞愧，也很无助，什么也改变不了，甚至是多此一举。但我做不到，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我知道，这些孩子应该获得更有尊严的生活。

　　2012年11月，贵州毕节，5个孩子在垃圾箱内停止了呼吸。2015年6月，同样的地方，4个孩子喝农药自杀。

　　似曾相识的死亡，背后是永无止境的绝望。留守儿童的话题，因为又一起震惊全国的悲剧，被提上了议程。妇联那个6100万的数字，早在几年前我就查阅并引用，可到现在，并且知道将来，这6100多万孩子身上，还会有悲剧上演。

　　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使本就发展落后的农村更加贫瘠。父母出去了，孩子能不能也带着？抛开抚养成本不谈，早几年之前，户籍制度成了制约农村娃进城的拦路虎。而去年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下发，但情况并没有因此好转，农村孩子依旧面临入学难、上户难的问题，只要踏进城市，什么都难。因此，农村的孩子们仍然在孤独地守望，守望空空如也的房子，守望无人相伴的命运。

　　可好像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愤怒的人们对孩子父母口诛笔伐：生而不养，不闻不问，如同遗弃，更别提那些寄托在血缘关系上的陪伴与关怀的缺位，让留守的一代俨然成为被抛弃的一代，让性侵、暴力、溺水、火灾频频发生在孩子身上。

　　但责任并不光只在父母身上。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那起事件发生之后，毕节市市委市政府表态，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对留守儿童信息建立台账、建立档案，组织全市干部职工、教师、志愿者、爱心人士进村入户，解决好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问题。可当地村民却说，村里至今并没有留守儿童档案，也没有相关财政专项基金。

　　该免职的免职了，但留守问题依旧严峻。政府关爱孩子，这本应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政治动作，塑造的是亲民负责的政府公信，但没人愿意做，都偷偷背过身去，只因那些不是自己的孩子。歌德说过，我们对待孩子应该像上帝对待我们一样，我们祈求上帝能给我们最大的庇护，同样，我们要给孩子最大的幸福。

　　这个世界会依据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儿童，而对它作出评判。一个孩子不幸的童年，会跟随他的一生，影响着他的家族，他的村庄，他的国家；而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策，是否能还给孩子一个正常的童年？国家对于众多制度的缺位与漏洞，也许就像我面对那个四处下跪的女孩，心痛却又无力。但至少做点什么吧，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桃园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