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教育局帮困助学办公室——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帮困办”，坐落在新市路不大的一间办公室。这里是一座爱心之桥，帮助寒门学子放飞求学高校的梦想。

　　曾连续3年资助了3位学生的史先生，今年又拿出了2万元。“像史先生这样的热心人士今年又有一批。今年暑期‘阳光助学1+1爱心行动’共计资助81名应届、往届大学生，资助款35.86万元。”帮困办负责人董雅芬向记者介绍。

　　随着采访的深入，有关特困学子与爱心人士间的话题变得丰富起来。

　　寒门学子求学不易，真心挺一把！

　　2008年省中毕业生彭金柯，成为帮困办成功资助的标志性人物。

　　彭金柯的父亲彭玉平是个瓦匠，平时靠打零工养活一家7口人。彭金柯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稳定在全年级前50名，高二时参加生物竞赛还获得了省一等奖、全国二等奖。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了学校颁发的各种奖学金。加上每年800元的助学金，高中三年的学费没让家里掏过一分钱。

　　2008年高考，彭金柯发挥失常，才考了384分，收到中国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动物医学专业要读5年，要多付1年的学费。

　　彭金柯在热心人帮助下复读了一年。而2009年高考，他还是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所幸的是录取的专业软件工程他很喜欢，只是高昂的学费却让他一筹莫展：大一、大二5500元/年，大三、大四1.6万/年。

　　“那时候一共有3个好心人要资助我，最后在董老师的帮助下，最终确定了张叔叔资助我4年的大学学费。每次回去，都会跟叔叔聊一下学校的事情，包括专业前景、未来的打算。叔叔也会给我一些做人处世的建议。而且，每次见面，他都会另外给我1000元到2000元的零用钱，让我改善一下生活。一年之中，我们最多也就见两三次，但是每次见面，都让我有所感悟和收获，无论是董老师还是张叔叔，他们都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彭金柯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早已退休的孙志军是孟河人，“我自己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帮点穷苦人家能力够得上。10多年前，我最早一次助困是村上的一位孤儿，资助他从初中到大学毕业。现在孩子都工作了，逢年过节都会来给我拜年，开心着呢。说起对陈同学的捐助，则是缘分注定。这个孩子2009年考取南京大学，当时在一家游泳馆打工，我呢，正好到这个游泳馆游泳，这么一来就认识了。加上陈同学又是帮困办推荐的孩子，我就决定赞助她每年4600元的学费了。我呢，把钱给帮困办，让他们转交我放心，也不想打扰孩子，让她静静地生活。孩子过年过节也都发短信给我，挺懂事的。”

　　连续4年，常州金店每年出资5万元，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金店李慧君董事长表示：孩子是一个家庭向上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插过队当过知青，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不忍心看到孩子接到大学通知书，却因家贫上不起学，能帮上他们一把，终归是好的。

　　从2009年至2011年，帮困办的“阳光助学1+1爱心行动”资助人数达到242人，资助金额达到88.7万元。

　　捐赠+沟通，提升效果

　　2010年，张先生拿出了2.5万元赞助了5位特困生入学高校，并且允诺如果大二拿到英语四级，今后拿到学士学位、硕士学位都会给予相应的经济奖励，即便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只要告知，也会提供相应的帮助。令人遗憾的是，5个孩子拿到第一笔钱后便与张先生断了联系，甚至，也没有再走进帮困办的大门。

　　“作为工作人员，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捐赠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捐赠人本来已做好连续捐赠的准备，但由于孩子们不愿反馈任何信息，渐渐也就中断了捐赠。相反，有些受到捐赠的孩子不仅每年放假都到帮困办来看望我们，逢年过节都会发短信问候资助方，彼此的互动形成了较好的效果。”帮困办的宋老师对记者感叹道。

　　工商银行常州分行团委有关人士向记者介绍说：“2009年，我们从帮困办那里认领了6名学生，提供他们每人每年5000元的学费，每年暑假6名学生都会应邀前来工行进行座谈，记得第一年暑假他们还带来了成绩复印单，表示没想到自己还能得到连续的捐赠。连续4年，通过帮困办，孩子们与银行的沟通走上了良性轨道。工行把这项工作当成品牌来做，帮助孩子们读完大学，造福社会。”

　　陈欣是南师大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我生活在单亲家庭，与父亲相依为命，考上大学时，我获得了好心人的捐助，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二年的捐助却断了档。帮困办的老师最后把史阿姨介绍给了我，大二、大三两年共8000元学费都是史阿姨赞助的。每年我都会到帮困办看望老师。考上导游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史阿姨，后来考教师证，第一次没考上，心里挺失落的，史阿姨和董老师都给了我安慰和鼓励，大四的时候考过关了。现在我已考上了村官，虽然我目前还不具备赞助其他孩子的能力，但我在大学时就积极投入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为新生提供帮助，为敬老院的老人送上温暖。”

　　与陈欣同届考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邹蓓，也是感慨万千。“资助我入学的有好几位热心人，其中柴叔叔每年都给我1000元资助，连续给了4年，大二时我在帮困办谈到因为经济紧张，有两次出国长见识的机会就只能错过。今后自己还想读研究生。董老师听说后主动为我找到一位张先生，相互见面，张先生一次资助了我5000元。”

　　邹蓓特别谈到，我市帮困办的体系很好，在北京与其他同学交流发现，对特困生有如此关爱的机构还是很少的。

　　文静的邹蓓还向记者提出了建议：“说实话，能推荐到帮困办的学生，高考分数都是比较高的。但替贫穷的孩子想一想，他们没有择名校、请家教的机会，即便他们高考只能达到二本线，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了。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士来关注这一块，那会更好。”

　　调整心态，让爱心轮回

　　10多年前就开始捐赠特困学生的孙志军主动要求与记者深谈几句：“现在的社会环境跟从前大不一样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从前那么单纯，帮助贫穷孩子是一件好事，但好事要做好，并不容易。”

　　“我的体会是，大部分贫困生都很要面子，愿意得到非公开的资助，但可能并不愿意与赞助人有实质性的接触。有些孩子尤其是孤儿，成长路上已存在很多不利的因素，大人千万不要按自己的意志去培养孩子。另外，现在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都来关心贫困生是好事，但让孩子动不动就拉到公众面前‘被捐助’，其实对孩子的心理并不好。我选择帮困办，就是因为一来信息可靠，二来在这方面做得实在。大爱无言，献爱心有时还是低调一些好。”孙志军进一步分析。

　　事实上，无论资助者还是被资助者，或多或少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一些反思。

　　蒋女士在提到“一对一”赞助4年的学子时，内心充满纠结。“这个孩子是2008年通过帮困办认识的，我答应赞助他大学4年的学费，今年正好毕业。孩子是名牌学校的优等生，人也很阳光。前两年还经常请他到家里吃饭，除了付学费，逢到过年我们也总是给他家送上一些生活必需品。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可能是跟着爷爷奶奶过吧，全家族都把他当成宝贝，没有一点穷人孩子早当家的感觉。4年本科读完了，这孩子究竟是继续读研还是到哪里上班，至今都没跟我说一声，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不过我先生倒是劝慰了我，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供他读完大学，任务完成了就好。”

　　的确，帮困路上角色定位各不同，想法也不一样。热心市民史女士曾挑中了一位贫困生做自己的捐助对象，决定支付大学4年的学费。但当帮困办打电话到孩子家告知时，孩子的妈妈却一口拒绝了史女士的捐助，认为“一对一”是欠了人家的情，心理压力太大。

　　“以此理由拒绝捐助的还有好几个学生，都是一听到‘一对一’就直接说‘不’。他们比较能接受的是政府的资助。还有一回，有个好心人送来5500元，指定要给小李的。可是小李自尊心强，坚决不肯要。后来我说得嘴皮子都要磨破了，他才收下了钱。”董雅芬介绍说。

　　“我的打算是考上研究生，然后工作，等工作的第一笔工资，到时候要给帮困办，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我曾经受到过帮助会记在心底，所以我要把这份情怀传递下去。”——同样是“一对一”，彭金柯的感慨却是如此不同。

　　陈欣回想当年在一中毕业时，“正好有一批教师退休，他们连教都没教过我们，却每人捐款800元为我们这些考上大学的特困生送上温暖，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从事一生的教育事业，那份感动永留我心中。”

　　记者耳边响起捐赠人史先生、蒋女士共同的话语：“帮助孩子，是希望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等到他们自立、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时，如果碰上需要帮助的孩子，也能像我们这样伸出援手，那才是真正的安慰。”

　　帮困路上，让我们先学会宽容，再懂得感恩，让爱心如水，静静传递，永无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