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工作人员，想帮助10名患过精神病的“学员”早日回归社会

　　在这里，每一小步的前行，都会让病人的家属泪流满面

　　今年50岁的老高，做过裁缝，当过老板，有过美满的家庭。在生意亏空后，他患上躁狂症，失去了一切……病情平复后，有一家叫“爱立方”的工作室接纳了他。

　　“爱立方”，是去年11月，在新北区新桥镇成立的一家精神残疾康复中心。工作室有4名工作人员，她们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摆渡人”；10位病情平复，却与社会脱节的患者，是乘客；彼岸，则是社会。

　　特殊的人：

　　他们的外貌与常人无异，但突然歪着脑袋朝人一笑时，外人也就瞧出了些端倪

　　进入“爱立方”工作室，十个年龄各异的人正在埋头干着手上的活儿。他们的外貌与常人无异，突然停下来，歪着脑袋朝人一笑时，外人也就瞧出了些端倪。

　　工作室现有的10名学员，年龄从18岁到50岁不等，大多曾经是健全人，有的曾经是老板，有的念过大专，受过一些刺激后，患上精神疾病，主要是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他们大多是精神残疾三级、四级，也就是说，病情相对较轻。理论上讲，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但可以进行简单交流，独立从事简单劳动，只要能按时服药，不会再发病。而实际上，新桥镇残联助理、民政办副主任丁亚萍告诉记者，由于不少家长害怕子女惹麻烦或遇到危险，选择把子女关在家里，却导致了子女与社会脱节，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了。

　　上午，两小时工疗，半小时做操；中午，午餐、午休；下午，工疗，给植物浇水。在“爱立方”工作室，学员们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

　　其实，他们需要的不再只是家庭，而是一个能提供技能培训、心理辅导、人际交往帮助的，通往社会的“过渡站”。

　　辛苦的活：

　　4名工作人员中有两位小姑娘，她们最担心的是：这些学员，会不会打人啊？

　　2013年11月，新桥镇政府落实场地、投入8万元资金成立了“爱立方”工作室。工作室的4名工作人员都是镇残联和民政的工作人员。丁亚萍和一个同事四十出头，还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两个年长的，长期与镇里五十多名精神残疾人打交道，算是经验比较丰富。两个小姑娘刚开始则非常担心，她们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打人？

　　丁亚萍告诉记者，当时招人时，请了精神病防治的专家来做过评估，主要就是评估暴力风险，学员们都通过了。时间长了，工作人员的担忧也解除了，反而是单纯的学员们，经常把她们逗乐。

　　工作室开了，把学员们叫过来干什么呢？没有样本可参考，4名工作人员摸索着把课程定下来。刚开始，就让他们来，坐在一起聊天，搞些活动，热热身。看他们适应得不错，二十天之后，引进了其他康复中心都有的“工疗”，即从爱心企业处接些简单的加工活。

　　可是，由于对方催得急，学员们压力很大，一急反而做不好。今年，工作室果断换了种加工活儿。丁亚萍说，“太急的单子，我们以后也不接了，还是康复为主。”这也让丁亚萍发现，需要给学员们一些娱乐的时间，工作两小时，就让学员们跳操、听音乐、一起看电视。渐渐地，丁亚萍想到可以让他们养点植物，增加爱心，就又去找了菌菇包，浇水、采摘也成了重要一课。就这样过了十多天，课程表才定下来。

　　病情不重，并不代表在家数年的学员们可以直接融入社会。可进了工作室，也不代表学员们一夜之间回归社会。在丁亚萍看来，这更像一段摆渡，4个人撑着船，船上坐着10个乘客。想把他们渡过河，还有许多路要走。

　　航行的船：

　　有很多常人所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坚持“往前走”，是双方一致的诉求

　　这并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航道，刚开头就有人想要返航。

　　和每个刚来的学员一样，18岁的戴振良极度自卑，不敢抬头看人，不敢说话。刚来了几天，小伙子突然不来了。丁亚萍赶紧联系上他的父亲，父亲说，他习惯了睡懒觉，早上起不来了。在丁亚萍反复劝说下，第二天，父亲把他“押送”来了，还是不吭声。

　　几个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下，意识到给这个小伙子的关心似乎少了点，他太不起眼了。其他每个人也是一样，恨不得变成隐形人，减少存在感，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肯定，来自别人的肯定会对他们产生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

　　于是，工作室竖起一块黑板，学员的头像下面，有“礼貌、劳动、卫生、纪律、进步”几个选项。哪一项做得好，就在谁下面贴一个大拇指或是一个五角星。

　　每个人都有工作任务：负责签到、卫生工作、下班后整理工作，也有了得到奖项的机会。

　　学员们渐渐多了些邀功的小举动，“丁阿姨，我的线头剪得好不好？”“丁阿姨，我拖的地干净吗？”丁亚萍总会大声表扬：“嗯，做得真好！要奖励！”奖励，就是发零食的时候，多一片柚子，或者多一个香蕉。一个小小的表扬，能让他们开心几天。

　　开心的泪：

　　不是一下子“翻天覆地”，但每一小点的改变，积攒起来就是奇迹

　　半个月以后，一个下雨天，戴振良做保洁的父亲因为路上落叶多，回去晚了，担心错过课程的他，自己从家里一路跑到工作室。

　　第一次把自己在工作室亲手种的平菇带回家烧了吃，陈雪清的妈妈就流泪了。陈雪清问，是不是不好吃？妈妈说，不是，好吃得不得了。陈雪清不明白，好吃为什么要哭？

　　陈雪清今年三十多岁，初中毕业后，开摩托车时出了场车祸，吓出问题。妈妈灰心，夫妻俩都做保洁工作，儿子却仿佛成了异类，左邻右舍笑他，把他关在家里，他动不动在家摔东西。

　　内向、封闭的陈雪清在机构里找了个弟弟，那就是戴振良，戴振良也不是刚来时那个连反抗都是沉默的小伙子了，他有礼貌了，会主动地打招呼了，他们从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中，了解了这个社会的基本交往方式。“哥哥，”有一天，看到比自己大的陈雪清进门，他努力自然地打了个招呼。陈雪清的父亲也是保洁员，相似的经历让他对这个新弟弟特别上心，发了柚子、苹果，这些戴振良眼里的稀罕物，他就让给戴振良吃。

　　时间长了，戴振良也会自然地说，“我想听歌，U盘里的歌。”

　　担心的事：

　　以后真正回归社会后，还会有人，会这么耐心、细心地对待他们吗？

　　我市有11728名精神病患者。2013年，新北区政府把探索开展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康复服务新模式试点工作，列为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新北区残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工作室旨在让辖区内病情稳定的精神病患者和智障人员走出家庭，并给他们提供日间照料、心理疏导、工娱疗训练和庇护安养服务，提供平台让他们接触、参与社会，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通往社会的“过渡站”。

　　尽管抱着“某一天，他们一定会回归社会”的信念，可丁亚萍还是担心，现在他们对学员们都是采取肯定的态度，以后真正到了工作岗位，还会有人这么耐心地对待他们吗？会不会还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

　　关于工作室的未来，有一个难题还需要解决。4个人除了负责工作室的日常运营，还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加班加点都是正常的。现在还好，以后要招进更多的学员进来，人手肯定不够用。而如果招人，也很少有人愿意来。

　　她考虑过，就跟优秀学生毕业留校一样，她计划让康复的人继续留在这里做工作人员，或者招聘学员的家属，毕竟他们比较了解情况。

　　现在，她最看好的是50岁的老高，他现在恢复得还算不错……

　　但，这也只是她一个的想法，能不能实现？不知道。

　　陈铖 姚洁 贾帝 文 姚建国 摄